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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《水浒》悟管理  

2011-09-17 20:08:23|  分类: 人力资源管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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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看水浒悟管理

 

 

最近正在上演新编电视剧《水浒》,当我看完电视剧《水浒》,颇有一番感慨。

前不久,一位老板谈及自己企业为何由盛到衰原因时,认为自己企业文化没问题,就是企业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不完善而已。这位老板的看法颇能代表着很多投资者看法,他们至今没搞懂企业文化、企业组织体系与规章制度这三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联。

由此番谈话使我联想得到,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从规模与数量上讲,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,然而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企业家呢?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为什么不能够大发展?一部《水浒传》可以说作了最好的诠释:因为集市贸易要想上升为市场经济,关键在于组织的强大与制度对利益的保证,而建立强大的组织与制度,背后是组织凝聚人心的企业文化,以及制度对个人利益的尊重。正是在这一点上,《水浒传》形象地刻画了中国组织文化与制度的基本,那就是“兄弟情义”与“有福共享,有难同当”的江湖文化。很多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实际就是江湖文化。

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能够聚在一起,官逼民反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,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个“义”字。从七位好汉劫了“生辰纲”上梁山开始的晁盖时代,讲究的是“聚义”,强调的是“兄弟之义”,在这里,“义”其实是一种“准血缘关系”的合作方式,这种合作方式有时甚至超过血缘关系,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刘关张“三结义”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。所谓“聚义”,讲的就是大家以兄弟相称,组织中的“大哥”便是领导,然后以“兄弟的大哥也是我大哥”的逻辑,来依次实现组织管理的权力分配。

宋江上山是水泊梁山的第二阶段,他把“聚义厅”改为“忠义堂”,把“兄弟结义”上升到对接“社会主流价值观”的“忠”,其实就已经让梁山文化招安了,后来真正离开水泊进入官军之列,不过是这种文化的具体实现而已。因为“聚义“是一种民间草根性的组织形态,是一种“不分好坏,只分情义”的组织合作方式,但“忠义”则就不同了,“忠”往往是与“君”联系在一起的,“义”的前面加上了“忠”,就表明了民间草根的兄弟之义,要上升到官方“替天行道”的“社会之义”。

应当说,强调“快乐吃喝的兄弟聚义”对草根阶层足够,但要想招纳一些在社会上有足够名誉与地位的“体制内好汉”,没有“替天行道”的“忠”是不行的,所以宋江招安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追求,而是一百零八将中“离开体制内”的那些失意者,要重回主流社会的追求,而没有这种追求,梁山短时期之内要招纳那么多人是不可能的。
宋江应当说是这两个阵营中间的核心人物,也是这两种“义”的平衡者。“仗义疏财及时雨”的名号,清晰地表明了中国社会组织凝聚的文化传统,那就是要想形成大型组织,最重要的是“人心”,而人心中,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财富分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。

反过来,那些受到过帮助的人,不仅未来要“滴水之恩,当涌泉相报”,而且要传播这些仗义疏财的义举,从而形成一个鼓励帮助弱者,打击欺压弱者的江湖文化,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小县城的押司宋江,居然能够在江湖拥有如此巨大的“品牌号召力”的原因。一部《水浒》,讲清了中国民营企业创建与发展组织的文化基因,那就是“情义文化”。

现在我们来看水泊梁山的制度体系。梁山也是有制度的,有专门的人与专门的“军法”,还有带有赌注性的“军令状”,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,那就是制度服从于“义”与“忠”。作为政府官员的宋江放跑晁盖等人,反而赢得一片喝彩,便是江湖文化中“制度与情义”孰轻孰重的最好说明,这种草根文化深深地渗透于每个角落,甚至宋江犯罪发配,都没有人愿意执行,弄得宋江只有自己执行自己的发配。

西方有位社会学大师叫韦伯,写了一本书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,中心意思是说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清教有关,正是清教某种“节俭而禁欲”,视赚钱为弘扬上帝光芒的精神,使得小打小闹的商业活动上升到企业家精神,从而实现了西方国家发展的“突破”。

按产权经济学的研究,制度是减少经济活动中交易费用的一种手段,现代企业制度就是适应更高级、更复杂的经济活动的产物。那么在我国民营企业管理中为什么建立不起来现代企业制度?这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另一种减少交易费用的手段,那就是准血缘的兄弟结义体系。大家都是兄弟,凭心交易,论功行赏,这样的江湖文化的好处是简单与高效,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“熟人文化”与“生人文化”。

也就是说,水浒式的江湖文化其实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子,这就是江湖文化的特色,对生人讲制度,但对兄弟对圈子中的熟人就要讲情义了。“兄弟之间”谈钱,那不见外了吗?这是一方面,利益冲突是客观存在的,万一真出现矛盾的时候如何办?解决的方法是“能人政治”,人们需要一个懂得江湖潜规则的“及时雨”来解决江湖纷争,而老大解决问题的方式也非常简单,那就是“义字当头”,只不过这种“义”是局限于兄弟范围的,为了兄弟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,以情感与道德替代规则,独裁便产生了。从情义开始,到独裁结束,一部《水浒》也讲清了中国民营企业组织与制度深化的逻辑主线。

在很多民营企业中,我常看到供奉着的关公像,最大一尊我是在开封“康鑫源宾馆”里见到的,关公像有3米高。纯铜铸造的。在一片现代化的设备包围中,红烛黄香的关公供奉台很是不协调,但这就是中国不少民营企业家凝聚人心与管理组织的内心写照。在相当多的企业家心中,最好的组织方式仍然是“义”,最好的制度设计仍然是“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”,更重要的是,这样的组织与制度设计在企业创业期与成长期,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,以至于“中国式管理”的呼声此起彼落。

但现代企业制度毕竟是建立在另外一种逻辑之上,那就是尊重人格独立与个人利益,并以此为基础来设计组织与制度。在这个意义上,中国民营企业最大的挑战并不是业绩,而企业家本身,如果企业家不能够超越水浒式的江湖义气,去学习与拥抱现代商业文明,那未来的结局会是什么?市场经济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赚钱的交易体系,更是一种关于个人价值与组织合作的文化体系,在这一点上,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才刚刚开始,而衡量这一建设的时间周期是五十年,一百年,而不是短短的三十年。

宋江在他们所处的时代,可以用石碣天书的形式“证明”自己绑架“人才”的合理性,现代管理中当然没有人会相信这一套。那么我们就不能单方面按照企业的意愿采用设局的方式纠集“人才”,很多老板天天喝招不到“人才”。根本性原因,这些老板是将员工的利益强行绑架在企业的战车上,自己坐吃人口红利。当然,民营企业也会以正常的招聘形式出现,利益诱惑、允诺同样可以瓦解人们的意志;管理者通过测试忠诚、狼性、忽悠技巧为基础挑选目标,显然经过了周密的设计,目的在于使职业经理人上套。

从管理中潜规则盛行来看,我们不能像宋江那样出而反尔,对潜规则实施投降主义路线。在有法不依的情况下,难免会出现监管乱相,潜规则就会取而代之;这同时是对管理者行使经营管理自主权质量的考验,需要增强自我约束力。

尽管宋江通过李师师走皇上后门,沾了潜规则的光而被招安,还是难逃在潜规则中丧生的命运。历史告诉我们不能对潜规则抱有幻想,要坚持正当管理。既然潜规则对于“誓书铁券”之类根本不当回事,维护正当的权力就应当彻底与潜规则划清界限,并且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“可持续发展”不可能在对潜规则的迁就、归顺中实现。

企业管理如果对潜规则形成依赖,就难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,很容易使企业摆脱不能自拔的风险。即使能够在潜规则中一时暴富,但思维模式的固化,最终也会被原罪浸润污染,到头来,还是一场空。投资者又回到创业时的“原点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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